江苏省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下山”途中，为诱惑所累，要趁手中有权捞一把，把儿子当“草船”，借来一枝枝受贿之箭，上演了一出“贪腐父子兵”的闹剧，结果是赔了儿子又折兵。
　　
　　“山登绝顶我为峰”
　　
　　国人喜欢把巅峰和登上巅峰当作成功的譬喻，为啥？意味着高人一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诗句：“望海能知风浪小，山登绝顶我为峰”。
　　
　　1953年出生的王平，就是这样的一个致力登峰的人。人当有志，登峰并非不可，问题是出于何种动因。王平的动因只有3个字：“穷怕了”。他要出人头地，登上高位，与苦日子再见，过有钱人的生活。
　　
　　王平出身农家，身处底层。因父亲体弱多病，兄弟姐妹又多，家庭重担全落在瘦小的母亲的肩上，那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童年的王平，经历了许多穷困的伤心事，其中的3件在他的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
　　
　　一为连咽菜也咽不上。王平忘不了，上世纪的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经常吃不上饭，端上桌的动辄就是蚕豆叶、树叶和糠掺和的糊糊。瞧着这猪也不愿吃的饭食，年幼的王平一点胃口也没有，难以下咽。想吃口青菜，这要求也不算高啊，可家里也连青菜也没有。母亲心里难过，搂着他哭了一场。为此，后来的王平常发感慨，都说过去穷人吃糠咽菜，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可我们家连咽菜也做不到啊！
　　
　　二为撕掉录取通知书。王平从小学习努力，成绩一直很好。小学毕业时，被县里一所重点中学录取。当录取通知书寄来时，王平笑了，可母亲却哭了，家里连一天三顿都保证不了，哪有钱供其上学！母亲劝道：“孩子，不是我们不想给你读书，你瞧瞧家里这样子，能拿出什么，实在是没有办法呀！还是回来种地吧，王家祖祖辈辈都种地，种地不丢人！”王平想想也是，兄弟姐妹6人，只有哥哥勉强读到初中，4个姐姐都没上过学，稍微大一点就参加劳动，下地挣工分，自己还有什么话说呢！无奈之下，他拿出录取通知书，慢慢地撕了。撕了录取通知书，等于撕掉前程，撕掉梦想。王平一边撕，一边伤心地哭了，母亲也在一旁难过地哭了。
　　
　　三为夜宿水泥管。录取通知书撕了，学也上不成了。才满15岁的王平，出路只有一条，当农民。他穿着破旧衣裳，和生产队里其他成年人一样，整天在地里忙活，在土里刨食，充满稚气的脸上，充满了生活的艰辛。为了挣钱养家，王平还利用农闲外出打短工。那年秋收后的一天，他跟着村里的一个包工头到县城一家工厂打工。该厂离家有20多里，白天干活，晚上收工回不了家，又没地方住，就睡在工厂粗大的水泥管里，凑合着过夜。没有被盖，就和衣而眠，冷风呼呼地吹着，吹进水泥管里像风箱，吹得透心凉，冷得睡不着，眼睁睁地熬到天明，还得起来强打精神干活。那活儿可重了，王平拉着一车钢铁脚手架送到工地，上桥时因夜间未休息好，两腿发软，使尽全身力气，上了一半再也上不去了，退下来又十分危险。王平害怕极了，就在这里，一位路过的好心人帮了一把，才把车推过桥，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这些事，成了王平的伤心事，难忘事，也成了他前进的动力。他常想，人要有志，穷不怕，就怕没志气，不能总做命运的奴隶，要做命运的主人。要想从社会底层翻身，要想出人头地，不靠天不靠地，靠自己拼搏，不断攀登，希望就在顶峰，就看你能不能把它摘下来。
　　
　　王平开始攀登了，他只管攀登不问高，一点一滴洒汗水，一步一步留脚印。一年农民当下来，手上的老茧厚了，会干的农活多了，成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年仅16岁就被推选为村里贫下中农协会主席。17岁当赤脚医生，虽然没啥医学基础，但他毫不畏难，边干边学，除了学习打针挂水的基本技能外，还主攻中医，以身试针，体会感觉。再加上态度端正，服务热心，深受乡亲们的欢迎和好评。因表现突出，他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入了党，等于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再加上奋力攀登，王平的仕途宽广，进步很快，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县处级干部，也仅用10多年的时间。2008年，他终于由南通市港闸区区委书记登上了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姨这两天要打20万元到你卡上，你自己留着吧！”小王会意地点点头。这项工程的回扣又何止是20万，后来纪莉又几次往小王的卡上打了数十万元的现金，并点明：“这是感谢你爸在某工程上的关照！”小王得了款，也没忘告诉老爸一声，王平总是说：“我知道了！”
　　
　　王平一次又一次地在纪莉身上下刀放血，觉得差不多了，再放，莫要弄出事来。况且区里被自己喂肥的老板多着呢，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他转移视线，把目光瞄上了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刘福（化名）。
　　
　　这刘福原是某机关的公务员，后来辞职下海，经过几番打拼，如今事业有成，拥有亿万身家。在国内呆了觉得不过瘾，已举家移民海外了，成为外籍华人。刘福是靠房地产开发起家的。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酒桌上结识了时任南通市港闸区区委书记的王平，对开发商来说，手握重权的区委书记不就是“财神”么，自然要烧香进贡，一来二往，两人“热得快”，好得像哥俩。这年年底，刘福在港闸区拍得一块近百亩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这刘福得寸进尺，拍地后要求港闸区返还公司土地出让金5000万元，并由区政府向公司提供5000万元的借款。这简直是无理要求，在区委常委会上研究时，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但王平却力排众议，一锤定音，使刘福如愿以偿。
　　
　　出了灯油钱，岂能在黑处站！王平开始伸手了，他找到刘福，说：“我帮你这么大的忙，你怎么感谢？至少得给100万元！”在这个项目开发上，刘福赚得盆满钵溢。100万元对他算不了什么，当即表态：“没问题！”当问到怎么给的时候，王平答复很干脆：“给我儿子吧！”
　　
　　100万元，口说很轻，可拿到手里分量就不轻了，一旦被捅了出来，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怎么让儿子来取这笔钱？王平确实动了一番脑筋，给儿子交代了两条：一是借，就说是筹备办公司缺少注册资金，是向刘老板借的。二是要打借条，万一以后事发组织上来查，有借条为凭。刘福清楚，这不过是王平既要得钱又要安全而演的的一出戏，当然要配合。这样一来，这100万元名正言顺地姓王了。
　　
　　王平贪得无厌，但凡得到过他帮忙的老板，都要咬一口，宰一刀。一家民营大企业的老板曾找王平协调资金，时任区长的他利用职权，挪用公款1000万元人民币，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王平可不是省油的灯，活不能白干，条件是让儿子担任公司监事。按《公司法》规定，监事要由具备较高职业素养及职业技能的人担当。一个才出校门的大学生何德何能！但在人家王区长的地盘上混，就不能不识相。于是，在任命监事的董事会上，董事们很不情愿地举手表决通过了这一公司史上最年轻的监事的任命。
　　
　　这样做了，王平仍觉得不满足，儿子在企业当监事仅拿工资却没实际地位，且工资毕竟有限。一阵琢磨后又生一策，找来这家公司的老总：“我出资让小王入股分红”。老总又只得答应。后来，王平通过关系搞来30万元入了股，一夜之间小王就占该企业10%的股份，既有职务又有红利，可以说是鱼和熊掌都兼得了。
　　
　　王平搭台，儿子唱戏，上演“父子腐败二人转”，一直演到其退居二线，演得很有成效。此时的小王，已是两家企业的董事长，个人资产突破千万。
　　
　　摔到山底方知悔
　　
　　夕阳西下，在南通市区的一家高档住宅小区，已经退居二线的王平，牵着蹒跚学步的小孙女的手，在小区内遛弯漫步。此时的他，尽情舒畅，尽管马上就要退休了，亏得自己聪明，在职时下手早，把儿子“培养”成了千万富翁，这可是咱老王家的钱啊！当官不能一辈子，总有退下来的时候。退就退吧，手中有钱，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王平越想心中越喜，走着走着，忍不住笑出声来。小孙女不解，稚声稚气地问：“爷爷，你笑什么？”王平笑而不答，心想，子非鱼，哪知鱼之乐！
　　
　　王平高兴得太早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哪有强盗过八十的”。枯叶岂待疯风落，多行不义必自毙。群众雪亮的眼睛早已盯住他，法律的达摩克利斯剑已悬在他的头上了。
　　
　　2012年5月，江苏省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南通市副厅级领导王平在担任该市港闸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所管辖区内为其独生子谋取巨额经济利益。经查，王平挪用公款1000万元，受贿120万元。当年7月，省纪委将王平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检察机关。
　　
　　2013年1月9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平挪用公款、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平的行为不仅严重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使用权，还严重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和公权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对社会造成危害后果……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是自首，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王平犯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120万元受贿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
　　
　　另案处理的小王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这对“父子二人转”的腐败戏终于演完，“腐败父子兵”终于因腐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王平在“下山”的时候，不慎被贪腐绊倒，重重摔下山底，跌入高墙。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一轮冷月照进铁窗，王平总是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他的心比冷月还冷，挥不去的悔恨。为人子，他深感对不起98岁高龄的老母；为人父，他也觉得对不起涉世不深的儿子。老母亲啊，当年儿子想吃一口青菜而未吃上，你因无助而心里难过；儿子撕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你因无奈而在一旁流泪！你为儿女奉献了一生，辛劳了一生，可就在你疾病缠身，行动不便，想让儿子倒杯水、送次药的时候，儿子却不能做到了；你年近百岁已是日薄西山，朝不保夕，想让儿子为你送终，看来儿子是不可能的了。儿子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忘记了你“要一辈子勤俭持家，本分做人”的教诲。所有这一切，都是儿子的不孝。这是人生的悲剧，却在我身上上演，我怎能承受这不孝之痛，不孝之恨，不孝之苦。妈妈，亲爱的妈妈，我的心已碎了，实在是对不起你啊！
　　
　　这真是：泪酸血咸，悔不该手辣口甜，只道世间无苦海；金黄银白，但见了眼红心黑，哪知头上有青天。　（司马文）
　　
　　（摘自《经纬线》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