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社交范围局限于家中，乡间小路上或屋檐下，教室里或城市的操场上。但是，近几十年，在大多数文化中，正式的学校教育已经被视为形成政治看法和行为的主要方式。50年前，查尔斯·莫瑞恩（Charles Merriam）基于对八个西方国家的调查后声称，学校是形成公民教育的主要工具；40年后，两位研究者断定：“在美国，公立学校是政治社会化最为重要而有效的工具。”同时，阿尔蒙德（Gabriel Ａlmond）和沃巴在他们的五国研究中坚持认为，没有其他的变量能够与影响人们政治观点的教育因素相提并论。这些观点为人们所争论，而给一些研究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社会化的力量的确多种多样，家庭环境中形成的倾向对课堂学习的影响，以及从各种经验和事件中直接进行学习――在学校教育结束后，这种学习仍将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很明显，太多东西取决于儿童、学校以及学校和文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即：学生所身处的等级和身份的异质性、课程设置和学校质量以及这些学校作为国家价值观念、区域的或社区的传统和宗教学说的代理机构所具有的权威的程度。正式的课堂训练和课堂教学可能是学校政治影响成效最小的手段。在一项研究中，一群美国学生选修了许多公民学课程，但这看来似乎对他们的政治兴趣、知识和功效感（sense of efficacy）影响甚微。正如每个教师所知，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学究式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年幼的孩子比年长的孩子更加容易受其影响，但年幼孩子的政治看法却更加分散，更加不成熟。年长的孩子可能更具有反抗性，但是他们的政治观念一旦形成，他们可能会在政治上更为专注而有效。在一个政治动员和政治灌输较多的社会中，课堂教学可能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它强化了在整个社会中那些更广泛和更强烈的努力。因此，在日本帝国时期，日本小学生参加庆典集会时，要宣读帝国教育法令，要展览天皇的肖像，要参加升旗仪式，而且整个过程按照一个固定的礼仪来进行，这样一来，场面立刻变得庄严而令人感动。学生还要去参拜神社。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的社会中，也有可能出现抵制和反抗行为。苏联的教学纲要从不质疑教育是国家的一个工具，教科书、歌曲书、技术指南都必须要服从规定的方针。但是据一项研究表明，“无论在教室、共青团或大众媒体中，政府所支持的所有政治交流中的教条主义和不断重复，都造成了不可遏制的厌倦感”，使得苏联学生变得缺乏政治兴趣。灌输并不都是无法抗拒的。

　　孩子不仅仅是海绵，只知道吸收文化的影响，他们还混合了心理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各种观念的创造者，反过来，他们又把这些观点投射到他们的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本身是什么样的人，影响了他们对所教授知识的理解能力、选择性，以及他们整合他们的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情境中的方式。

　　甘地

　　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对自己早期生活的描述，就反映了自我感和目的性的发展。在他孩童时期过后，他的全家搬到了拉杰卡特邦（Rajkat），他父亲在那里担任总理一职。莫汉达斯在西部开始接受他青年时期最为头疼的学校教育。早在他的童年时期，甘地就有三次婚约――他的前两个未婚妻在他对此安排尚懵懂无知时就去世了――最终结婚时他只有１３岁。在学校他每天都花费一部分时间梦想夜晚来临后肉体的欢愉――也深感自己的梦想的罪恶。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也没有遵循通常的代际先后次序。这位总理在去参加儿子婚礼的途中，被马车严重撞伤了，然后由莫汉达斯照顾他的父亲。少年、丈夫、成人――他身兼三职。尽管如此，年轻的甘地仍然忍耐着一般的成长烦恼和代际间的危机。

　　学校就意味着要离开家独自在外，与家庭之外的同龄人之间交往，以及各种诱惑。希克·达哈塔卜（Sheik Mehtab）具备莫汉达斯所不具备的一切――他是一个穆斯林，是个食肉者，是个天才的运动员，是个吸烟者――他认为，除非印度人也能发育成统治者才具有的健硕的体格，否则他们不可能战胜英国的最高统治者。在此基础上，他劝告莫汉达斯吃肉。这两个人悄悄来到河边，尝了些坚韧的山羊肉；在此之后，甘地作了个噩梦，梦中他感觉好像“有只活羊正在他身体内咩咩直叫”。然而他仍然继续吃了一年的羊肉。

　　希克也带他去逛妓院，热心地提供指导和建议，甚至为他预付了金钱。结果是使其大为丢脸。甘地数年之后回忆此事，“在那个女人的床上，我坐得离她很近，但是我结结巴巴的，她自然对我失去耐心，她指着门口，让我出去，嘴里还不住地辱骂”。他感到，好像他的男性身份被否定了。婚后生活中，他强烈的性欲常使他对自己的生命活力感到担心，因为精子的损耗在他的文化中被视作是精神活力的消耗。他被各种恐惧所困扰――对黑暗的恐惧，对窃贼、鬼魂和毒蛇的恐惧。他惧怕和同学们谈起这些，以免他们取笑他。由于他对自己的能力几乎毫无信心，所以当他获奖时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对于批评又异常敏感。他甚至半认真地尝试过自杀。良知和道德上的弱点似乎在他的内心深处进行着激烈的交战。他吃肉，他抽烟，他向父母撒谎，他甚至从他哥哥的臂章上偷了点金子――但他还仍然坚持着他那起源于家族的传统的正直形象。

　　甘地的父亲成为他的良知的化身。莫汉达斯偷了金子后，不敢向卧病在床的老人说起，而宁愿把他的忏悔之词写于纸上。他的父亲没说什么，但是“泪滴从他双颊滑落”。在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当莫汉达斯正在给他患病的父亲按摩时，他的一个叔叔过来替换他。莫汉达斯高兴地直奔他的婚床，但是几分钟后他得知他父亲突然死去。一种强烈的内疚感降临到这个男孩身上；他感到是因为他的性欲，才失去了父亲。“这是我永远无法抹去、无法忘怀的污垢”，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比起不久后他的少年妻子所生婴儿的夭折，他父亲的死对他的打击要大得多。

　　埃里克森在《甘地的真理》一书中描述到，他父亲的死亡“在甘地的生活中，表明了我按照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的说法曾称之为‘不幸’（the curse）的东西，这种不幸存在于怀有同样早熟和坚韧的良知的精神革新者的生活中。它显示了儿童或青年生活的一个方面，它表现为一本永远无法结清的账，它将始终是整个一生都要背负的债……在甘地的例子中，他对父亲‘女性化’的服侍，否决了这个男孩企图取代（年老的）父亲，以拥有（年轻的）母亲的希望，也否决了这个年轻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作为一个领导者胜过他父亲的意图。因此这种模式决定了他只能通过非暴力的领导方式才能击败更强大的优势地位的对手，同时也表达了不仅要拯救诸多被压迫者，而且要拯救自我的意图……”对甘地未来领导的这些心理上的影响与强大的社会影响纠缠在一起。莫汉达斯生来就具有毗湿奴派（Vaishnava）的信仰，及其与容忍及折衷主义手段相结合的强有力的正义原则。他深刻地解读《罗摩衍那》（Ramayana）中描写的士兵和国王的故事、英雄事迹和军事战斗，他学习如何战胜他面临危险时产生的年轻人的恐惧。他学会了容忍印度教的所有的分支以及印度教的姐妹宗教。只有基督教是他唯一厌恶的。施拉瓦纳（Shravana）肩背失明的双亲去朝圣的故事，以及赫里谢金德尔（Harishchandra）经历严酷的考验仍追随真理的故事，都激励着他。当他19岁独自（没有带他的妻子一起）踏上前往伦敦的漫长旅途时，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成年人和领导角色的双重训练。他的自我和目的感正在开始萌发。

希特勒

　　对于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而言，目的意味着对自我的极其可怕的承诺, 当他赢得绝对的权威地位后，这种承诺将被扭曲为破坏性的权力角色，扭曲为对任何变革型领导的潜能的放弃。尽管在他读小学时，社会是相对平静和安全的，但是当他在学业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并结交了许多朋友时，他与自己的奥地利父亲之间的矛盾逐渐升温，他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他自己一样成为一个公务员；他坚持要阿道夫去技术高中读书，而不是去读具有人文精神并享有声誉的大学预科（Gymnasium）；他大失所望地发现他的儿子想成为画家，成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儿子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在挑战自己的父亲，他的学习成绩开始退步。希特勒后来宣称，在这个阶段他成为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和一个“学习理解把握历史意义”的政治的、艺术的革命者。就在两人冲突最为激烈的时候，他父亲病倒了，而且死于街头。沃尔特·兰格（Walter Langer）认为，这件事必定加剧了阿道夫对他的兄弟姐妹的死亡所感到的内疚，特别是对于他的兄弟们的死亡。不久以后，他在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中失利了。

　　然后，他母亲死于乳腺癌。“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热爱我的母亲。”不到一年，他又被艺术学院拒之门外。不久以后，他再次被建筑学院拒绝。孤独而又身无分文，1908年他决定去维也纳――那个国际的、全球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城市――“克服所有障碍”。维也纳是一座古老的君主政体的城市，是一个拥有广泛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的城市。这里收留了大量的犹太人，特别是数量众多的犹太学生，再加上从南部和东部的内陆吸引来的操数种语言的各类人等。诸多教派、排外的小圈子、阴谋集团――激进分子和反动分子，君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传教士和自由思想家，自由主义者和反犹分子――在各种公开场合及议会中进行着无休止的论辩与争斗。

　　五年来，阿道夫住在一个租来的狭小房间中，住在专供男人居住的阴暗家庭中，或者仅仅住在廉价的旅馆中。他偶尔也靠当按日计酬的临时工或者靠沿街叫卖他的水彩画来挣些奥地利旧金币；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个无业游民，而长期依靠救济金维持生活。他将这一时期视为一生中最悲惨的阶段。尽管如此，维也纳的确成了他的政治学校。它拒绝施舍给他安全和舒适，但是它给予了他目的。他有充分的时间来阅读小册子和报纸，参加热烈的政治辩论，这些辩论占据了他失业期间的时光。“在这个阶段，”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那里让我形成了一张世界图卷，并且形成了后来成为我所有行动的坚实基石的哲学体系。”他在这里学会了仇恨奥地利人、工联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还有――最为重要的――仇恨犹太人。

　　这个流浪者最终从他憔悴的身体上脱下了那油污的外衣，他将犹太人作为他的挫折感攻击的对象。这些犹太人在肉体上和道德上都是不洁净的，他们是白种人的奴隶，是尘世中的渣滓――但是他们控制着相当一部分新闻、金融和教育。他们成为他自己出人头地的垫脚石。他的信条是德国以外的所有一切都必须予以拒绝。但是在这个仇恨的大熔炉里，他初步形成了他后期的意识形态。他曾拜访国会，嘲笑打哈欠的代表和无人倾听的发言者。他开始惧怕民众的统治，因为他最了解民众。他问道：“我们议会中多数制的原则难道不是要引导去推翻领导的任何一个观点吗？”大众是愚昧和胆小的，真正的领导者不是和多数人讨价还价或者与国会议员争论不休，而是保持自己的自由，从而实现创造性的建树。多数人决不会取代统治者。

　　 列宁

　　列宁也是在各种悲剧和磨炼中找到目的的。就像希特勒和甘地一样，他早年丧父。他的人生在青年阶段的早期是平静的，总体上可以说是快乐的。在学校中，他的学习表现很好，而且仔细地研究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著作。当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离开家，前往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时，弗拉基米尔承担起更沉重的家庭责任――他在学校和家庭经历了温和的青春叛逆期。然后，当他16岁时，他父亲突然死去。弗拉基米尔在永不屈服的母亲的帮助下克服了自己的悲伤；但是，尽管如此，他后来说到，就是在那个时期他放弃了宗教信仰。他在学业方面继续保持出类拔萃。

　　他的哥哥仍然留在大学中继续学习，甚至没有返回家中参加父亲的葬礼。但是父亲的去世同样给亚历山大带来深深的影响，他甚至企图自杀。维克多·沃尔芬斯坦的结论是，两兄弟都对他们父亲的去世感到内疚；亚历山大“想以死来弥补自己的罪过，为他对父亲的对抗冲动付出代价”；他的弟弟对悲痛的压抑则加重了由他对父亲的对抗感所造成的内疚。

　　鉴于这样的原因，亚历山大的内疚感以杀父愿望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刺杀所有俄国人的父亲――沙皇。无论如何，他涉嫌参与了一起未遂的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Czar Alexander Ⅲ）的活动。很快他被逮捕入狱，他对罪行供认不讳，没有丝毫的懊悔，也没有乞求怜悯。事实上，他似乎渴望扮演烈士的角色来演绎他的救世主的幻想。尽管他母亲不顾一切地多方奔走希望求得法外开恩，但亚历山大最后还是被绞死了。

　　弗拉基米尔再一次显示出非凡的自我控制力。他继续留在学校读书，毕业时因其杰出的能力和良好的举止获得金质奖章。在他父亲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下，他得以进入喀山大学（Kazan University）学习法律。但是弗拉基米尔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学是充斥着各种学生骚乱的场所，对他而言，大学本身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在一次学生游行中，他被捕了，并且被学校开除。他在家待了一段时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的著作，并且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他母亲想办法为他求得了参加圣彼得堡大学的入学法律考试的许可。他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了，并且在规定时间内修完了必要的法律课程。他暂时安顿在萨马拉（Samara）当一名初级律师。但是不久他对此颇感厌烦。在1893年，他离开这里，再次前往圣彼得堡这个革命活动的发起中心。他的目的感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