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当甘地在伦敦还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时，有一次别人问他为什么来到英国，他果断地回答：“抱负！”然而，对于一个心怀凌云之志的年轻的印度人来说，甘地在伦敦遭遇到的却是一系列的挫折。他后来感受到，他无法在公众面前演讲――更糟糕的是――他让自己显得如此荒唐可笑。他戴着高高的帽子，还戴着单片眼镜，穿着丝绸衬衫，套着鞋套；他修舞蹈课和小提琴课；他试图和年轻女士们交往，但是他的社交风度实在有限；选修的课程进展也不顺利；他惧怕那些行为举止大胆的英国女子（他没有让人知道，他在印度还有一个妻子的事实）。但是，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并且获得了在高等法院的注册，然后动身前往印度，却发现实际上找不到委托人。为了抓住一次法律工作的机会，他旅行去了南非，并在那里居住了二十多年。在那里，甘地第一次遇到了系统化的种族歧视和仇恨――也是在那里，作为回应，他预演了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承担领导角色，而这一角色正是他数年之后要在自己的祖国扮演的。在那里，他的雄心壮志变成了一种工具性的动机，变成了消灭不公正这一目的的手段。在法庭上，当法官命令他摘下长头巾时，他走了出去，而不是服从。在去往比勒陀利亚的火车上的头等车厢内，一个欧洲人走进来，上下打量着甘地，然后叫来了乘务员，后者强令甘地搬到货车厢去。甘地拒绝听从，被赶下了火车。

　　在一辆马车上，他被要求坐在马车夫的座位上，而不是和那些白人乘客一起坐在里面；当甘地对不断的羞辱表示抗议时，这个粗壮的马车夫诅咒他，并打他的耳光。他被旅馆拒于门外，被一个警察推进水沟，后来落入一伙种族主义的暴徒之手，险些被他们的私刑所害。毕竟，这位爱穿长礼服和锃亮皮靴的年轻的内殿律师学院英国伦敦四个培养律师的组织之一。自中世纪以来，英国培养法律家的工作不是由大学而是由出庭律师的行业性组织“律师公会”（Inn, 也译成“学院”）来承担。共有四大律师公会，内殿律师公会（或学院）（Inner Temple）的毕业生，只是一个“苦力律师”（coolie barrister）而已。那天晚上，当他乘坐的那列火车抛下他而独自驶向比勒陀利亚时，甘地坐在冰冷的候车室里，经历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应该为权利而战呢，还是应该返回印度呢？他最终决定，返回印度将是懦弱的表现。“我所经历的苦难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对有色人种歧视这一痼疾的一个症状。”他必须清除这一顽疾。因此他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

　　埃里克·埃里克森说道：“没有理由使人不相信，在这个历史的时间和地点所发现的那个自我角色认同（central identity）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念，即在南非的印度人中，他就是那个受命运安排来改变这种无论如何无法再忍受的境况的唯一之人。”

　　在南非，不仅印度人要附属于白人，而且黑人的地位比印度人还低；印度人自身又划分为不同等级。地位最高的是穆斯林商人，他们作为“阿拉伯人”从有优越感的白人那里获得一点社会地位。印度教和印度拜火教的教士们所在的社会阶层要更低一级，他们的侍从和家奴的地位比他们更低下。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苦力”（coolies），他们是契约劳力（indentured laborers），从印度被带到这里，在矿山和农场中工作，沦为半奴隶。印度人更进一步按照起源和宗教信仰划分成不同的身份：印度教徒、穆斯林、古吉拉特邦人、马德拉斯邦人、基督教徒以及其他的身份。在异国的土地上，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个民族团结起来？

　　甘地一直迟迟未能形成一种个人的战略思想；他有时向当局让步，有时勇敢地面对他们，有时又与他们小有争执。他的身份一半是律师，一半是反叛者。在英国人的眼中，他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苦力。从他自己所遭受的羞辱中，从那些每天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印度人所处的地逐渐形成了一套政治策略。印度人必须在政治上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他们必须通过游行示威、正面冲突、不顺从和消极抵抗的形式，把他们的困境以引人注目的生动形式表现出来。甘地和他的同事们学会了如何通过幕后操纵或者直接施压来筹集资金、公开宣传以及影响政府。被逮捕的抗议者挤满了监狱，甘地也身处其中。他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是甘地在印度所采取的战略的一个预演――而且，他被逮捕了三次；每一次他都交纳保释金，然而又回到老路上去。

　　这就是甘地的青年时期。他所信奉的是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这是真理的力量所在，因为它在自我表现、容忍力、战斗力、自律和平等方面拥有巨大的潜能。他不但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且他的巨大的潜能开始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往昔胆怯怕事的律师转变为一位坚定、敏锐而灵活的政治活动战略家，他的能力感和功效感不断增强，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全面而有巨大吸引力的价值观念。在南非，甘地成为了一名领导者。

希特勒

　　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野心实质上是他的终端目标。尽管他声称，追求权力是为了拯救他的祖国，并且净化日耳曼民族，但这是自欺欺人的。他把这一目标完全等同于他自己的统治，而且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他乐意毁灭他自己的民族。希特勒的野心很可能是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陆军医院中形成的，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他中毒受伤，躺在那所医院中接受治疗。后来，提及这些“可怕的白天和更加糟糕的夜晚”时，他如此写道：“现在我知道，一切都失去了。”他陷入了沮丧和退缩的时期中，并不时地号啕大哭。被征服了的德国的命运与他的失败感似乎融合为一体――如同后来胜利的希望与他自己的权力合二为一一样――或许，就像沃尔特?兰格所指出的那样，他对德国战败做出的回应，就好像那是他自己以及他真正的深爱的母亲遭受了强暴一样（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在提到德国时，仍然称之为“她”）。当他躺在医院里，时而歇斯底里，时而沮丧消沉时，在基尔（Kiel）的水手们叛变了。一些人来到医院，拿着一面红色的旗帜，号召大家革命。几天之后，一个过路人告诉病人们，德国皇帝已经离开德国，亡命他乡了，这时，希特勒似乎意识到了这种彻彻底底的失败。“再一次，我眼前的一切陷入了黑暗之中，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我们睡觉的地方，把我滚烫的脑袋埋进毛毯和枕头下。”

　　他后来说，在这些夜晚，对德国背叛者们的仇恨开始增长。他发誓不要休息也不要和平，直到“11月的罪犯们”被彻底推翻。就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他决意成为一名政治领导者，这样他就可以惩罚那些在国内从背后刺了他的祖国一刀的叛徒们。可能这种决定来得并非如此突然，然而这一段时期对他而言必定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无法开始解释这位元首（Führer）的出现：事实就是，这个男人，还不到30岁，在慕尼黑漂泊游荡了数年，然后在军队中例行公事般地并几乎是毫无目的地服役4年，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政治关系，退役后没有工作或者职业，事实上没有实际的工作经历，只有一套由各种模糊的政治信条拼凑而成的混成物――而这个男人会在5年之后形成一套政治方略、一个意识形态的纲领和一种控制民众的方式，这些让他在10年之后绝对地统治了德国，并且在短期内主宰了半个世界。在近代历史上，我们很难想到，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其他的权力行使者能够像他这样如此迅疾而稳固地确立自己的统治方式。

　　他返回了慕尼黑，也就是他志愿参军的地方，再次与战前就认识的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的煽动者混在一起。不久，他就成为李斯特军团（List Regiment）的一名密探。当他暗中监视政治集会，并通过军队开设的课程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时，他的真正的政治教育也就开始了。1919年的秋天，他研究了德国工人党，该党是慕尼黑这个热气腾腾的政治孵化器中孵化出来的众多小团体中的一个。他被该党的纲领所打动，并且相信他有能力改善它的组织和策略，于是他加入该党，并成为执行委员会的第7名成员。很快，他就完全控制了工人党。

　　在1933年以前，希特勒还谈不上是一个创新者，他只是一个技术娴熟的融合者，把政党组织、宣传技巧与政治信条合并为一体。在慕尼黑激烈的政治竞争中，他发现：他逐渐地能够吸引众多人的注意，并使他们为己着迷；他能够在辩论中战胜对手，偶或不能，就由他的武装追随者们来镇压他们；他能直觉地理解旗帜、海报、徽章、盛典以及其他手段和标志物的作用，这些都可以令他的听众兴奋激动；他对工人党的独裁统治要远远高于执行委员会的集体指挥。政治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业余爱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擅长于此，而且几乎别无所长。

　　最显著的是他所信奉的教义的一致性。阅读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演讲稿，就是在阅读他在后来的20多年中发表的演讲。《凡尔赛条约》的粗暴，证券交易中资本主义的邪恶，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对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权力准则，一大堆社会福利的（而不是激进社会主义的）措施，日耳曼人优越论，以及――从头至尾总是在谈的――犹太人的邪恶和威胁：所有这些都在后来的岁月成为家喻户晓的陈词滥调。希特勒很难被谴责为骗子；在他的演讲中，在他的政党纲领中，甚至在《我的奋斗》这本书中，他的计划和目标已完全展示出来，让整个世界都可以看到。希特勒的崛起是如此迅速，他早期的成功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他唯一不得不需要学习的东西就是耐心。1923年11月，他在慕尼黑策划的一次未遂政变给他补上了这一课。他被囚禁在条件舒适的朗斯堡（Landsberg）要塞监狱中，在那里，他写成了《我的奋斗》这本书，他决心等待，直到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他的现状。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就是他所需要的大背景，凭借这一背景，他巩固了他的残暴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