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持续高压惩治，以不敢腐为主要标志的正风反腐新常态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反腐败斗争的成功，关键取决于是否形成不想腐的社会态势。忏悔录作为落马贪官对自己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起伏的全面反思，是一份份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具有警示、震慑和教育的重要作用，应成为党员干部权衡得失的明镜。邓小平曾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同样的道理，着力营造不想腐的政治氛围，既要认真学习清官的廉洁操守，也要深刻洞悉贪官的腐败轨迹，这些都是当下这场输不起的反腐败斗争所要汲取的宝贵财富。形形色色的忏悔录生动描述出几乎所有贪官大致相同的人生宿命，其惨痛教训尤其值得警醒，这有助于党员干部强化不想腐的意愿。

早年，奋发有为

庶民出身是贪官的基本特征。在诸多的忏悔录中，贪官都绕不过的共同话题，就是谈论自己的出身。从初步的统计数据看，绝大部分的落马贪官均出自于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家，甚至有的人是出身贫寒，而不是社会上人们通常想象的非贵即富。譬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他在忏悔录中详细说到了自己的出身：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姐弟多，父亲不仅工资不高，而且要接济老家的兄姐，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作为长子，少年时的刘铁男为帮助家里减轻负担，捡过煤核、菜帮子，砸过钢丝，帮母亲补花挣钱。特别是上初中时，一次迎接外宾活动深深刺痛了他。“当时我们在长安街列队迎宾，开始我作为学生干部站在第一排，但外交礼仪人员检查时，因我穿着带补丁的白汗衫，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调到最后一排。”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艰苦的幼年生活，激励了刘铁男勤奋好学，使其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在后来工作中，他的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得到组织认可，多次赢得“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刘铁男的情况在多数贪官中具有共性。

仕途通达是贪官的鲜明特征。从许多落马高官的履历看，为官从政顺风顺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更有趣的是，有不少的高官“边腐边升”，不断获得“带病提拔”，尽管可能其种种劣迹广为人知，但是仍然官运亨通、一路高升。譬如江苏省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就是如此之人。在长达上万字的“忏悔书”中，他非常坦然地陈述了这些确凿的事实。1990年10月担任江苏省吴县县委副书记作为从政起点，季建业历任昆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扬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等职，几乎是两三年一提拔，在不到20年内从一个副处级干部顺利晋身至省部级高官行列。在这一过程中，季建业一方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被台湾媒体称为“能为台商端洗脚水的市长”，但另一方面因其独断专行的鲜明个性饱受非议，“当市长时干着书记的事；当书记时干着市长的活”。有媒体报道，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工作作风横蛮，不尊重同事，如看完文件就直接将文件扔到地上，有时“像骂儿子一样骂下属”，作风霸道无人敢言。其实，类似于季建业这样的贪官不在少数。

掌权，蜕变堕落

信仰缺失是贪官蜕变堕落的根症。坚守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党员干部牢牢站稳政治立场和坚决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许多落马贪官的忏悔，在字里行间都无不深刻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信仰缺失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雄’，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正是因为精神上“缺钙”，得了“软骨病”，思想上产生了“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最终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近年来涉嫌严重违纪被查的倪发科、蒋洁敏、白培恩等贪官落马，问题的根子就出在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作风不慎是贪官蜕变堕落的肇因。古语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做好事如此，干坏事亦如此。任何贪官的蜕变堕落，都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许多贪官在忏悔录中，都对当初因自己的行为不检点，最终陷入腐败沼泽无以自拔而深感痛心。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干部就是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中丧失对腐败的警惕，如温水煮青蛙般逐步走向堕落。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开始”：从“不廉洁”开始，从“小”开始，从“第一次”开始。从“不廉洁”开始，如有的党员干部接受宴请，在吃饭过程中收受高档礼品、银行卡、购物卡，于是在不经意中违反廉洁自律。从“小”开始，如有的党员干部往往经不住“小恩小惠”的诱惑，一次两次时心安理得，不在乎，结果集腋成裘，小贪越积越多，滑入大贪之列，悔之已晚。从“第一次”开始，如陈良宇在忏悔录中讲到三个不应有的“第一次”：第一次参加“朋友”聚会，第一次感情出轨，第一次收某港商5万元的“红包”，而正是这些第一次最终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无数贪官的故事，深刻阐释“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精义。

心理劣变是贪官蜕变堕落的驱力。权力是个好东西。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力用到极限方可休止。”对于有的党员干部而言，一旦理想信念动摇与行为作风不慎两种因素叠加，必然促使其私欲膨胀。如同癌细胞分裂，任凭发展，后果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催生贪官的心理劣变，激发腐败动机，强化腐败行为，导致其肆意弄权。这就是为何有的贪官完全丧失腐败边际效用递减的理性认知，贪财而无厌，动辄就是接受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不法之财，胆大包天；有的官员贪色不嫌多，养情妇、包二奶从几个、十几个到几十个、上百个还痴心不悔；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形，可在许多贪官忏悔录中找到答案。譬如，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原副主席苏荣不仅自身严重腐败，并且还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大肆卖官鬻爵，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损害地方政治生态。他忏悔自己把家当作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搞家族式腐败，害人害己害了全家。

入狱，悔不当初

“一个不划算”，突显贪官入狱后的理性思考。正有道是：“利欲熏心一把刀，贻误终生空遗恨”。许多贪官从风光无限的人生顶峰，如坐过山车般坠入峰谷，深陷牢狱之中深刻反省自己蜕变堕落后的人生破产，在忏悔录中常用到的高频关键词是“不划算”。譬如江苏省徐州市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靖大荣曾在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现身说纪说法，沉痛清算人生的“七笔账”：算政治账，自毁前程；算经济账，倾家荡产；算名誉账，身败名裂；算家庭账，夫离子散；算亲情账，众叛亲离；算自由帐，深陷牢笼，笔笔划不来，代价惨重。再譬如，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悔过书中写道：“廉洁是1，事业、功名、地位、财富、尊严都是0。廉洁出了问题，一切都等于0”。这一用血换来的惨痛教训得出的“政治生命公式”，应是季建业对自身人生经营的理性核算，为所有党员干部敲响廉政从政的警钟。甚至有人在临刑时发出“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广厦万间，夜眠八尺。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的感慨，道出许多贪官悔之莫及的无奈，同时印证“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古训。

“三个愧对于”，折射贪官入狱后的心灵悔过。孔子曰：“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事实上，大凡贪官走到末路，说一些真情流露的话，是人之常情。从大多数贪官忏悔录看，基本都要写三个“愧对于”：一是愧对于亲人，二是愧对于组织，三是愧对于人民。譬如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曾回想起自己的不法所作所为，沉重忏悔道：“老母亲已经85岁了，还对我说‘你好好表现，我等你出来。’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社会。如果能重头再来，我宁愿放弃生命也不会再做贪赃枉法的事情。”再譬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曾在临刑前，颤颤抖抖地说：“当官一定要负责任，千万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们能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不管这些贪官的忏悔是否出自触动灵魂的内心话，但确确实实道出贪腐后果很严重的事实。